農曆新年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。國內就不說了,海外的華人,即使放不了假,也要聚聚會,舉辦一些聯歡活動。但是,歷史上曾有那麼些年,過春節成了一種“錯誤”。
  辛亥革命之後,中華民國計劃逐步廢棄農曆,代以西方的格裡高利歷。在《臨時大總統關於頒佈曆書令》中要求:“一、由政府於陰曆十二月前制定曆書,頒發各省。二、新舊二歷並存。三、新曆下附星期,舊曆下附節氣。四、舊時習慣可存者,擇要附錄,吉凶神宿一律刪除。”
  一開始,考慮到過渡時期的特殊性,民國政府並沒有完全禁止舊曆。普通民眾依舊按照舊曆規劃自己的生活。但在新政府看來,維持舊節只是過渡時期的一種策略,最終目標,是消除這些代表封建殘餘的舊曆法與舊節日。但是,即使其他的改革方案被大眾所認可,曆法的廢除卻遇到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抵制。
  首先是工商界。新的曆法與工商界長久以來按舊曆實行的時間體系產生了衝突。舊曆新年、端午和中秋是工商界結賬的日子,如果完全依從新曆,則整個工商系統要為之改變。1912年,在杭州專門進行了一場有關工商界是否要遵從新曆的討論。當時,做一個新時代的中國人,還是做一個商人,似乎是無法調和的矛盾。
  普通百姓則對新的曆法冷眼旁觀。山西的縉紳劉大鵬在自己的《退想齋日記》記載:“五更各廟鳴鐘,驚醒世人早起迎神,里中放炮接連不斷,此其新年也。上年十一月三十日所過陽曆之新年,百姓皆不以為然,惟官廳慶賀,民皆睨而視之,且謂是彼等之年,非吾之新年耳,民情大可見矣。”
  對新曆的態度最為複雜的,恰恰是推行新曆最積極的官方機構。老舍曾記錄了自己在除夕當天還要去學校講課,自己的年邁老母在家裡等著兒子回家過年的凄涼經歷。“新年到了,正趕上政府倡用陽曆,不許過舊年。除夕,我請了兩小時的假。由擁擠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爐冷竈的家中。母親笑了。及至聽說我還須回校,她愣住了。半天,她才嘆出一口氣來。到我該走的時候,她遞給我一些花生,‘去吧,小子!’街上是那麼熱鬧,我卻什麼也沒看見,淚遮迷了我的眼。”
  對於這些抵觸,民國政府認為是舊曆的封建思想在作祟。因此,1928年,內政部宣佈完全廢除舊曆,嚴禁販售舊曆,以及在舊曆節日時,行政和教育系統嚴禁放假!“考社會日常狀況,十餘年來,依然沿用舊曆,罔知改正……一般民眾之賽會、休沐,益復尋朔計望,蒙昧如故,於一國行政制度之下,百度維新之際,而政令與社會現狀,如此懸殊,若不根本改革,早正新元,非惟貽笑列邦,抵牾國體,核與吾人革命之旨,亦屬極端背馳。”
  國民黨的精英意識和麵對民眾時清高自負的態度,在廢除舊曆的過程中暴露得淋漓盡致。1930年代初,國民黨廣州黨部發行了一本名為《風俗改革叢刊》的書,其中極力批判過舊曆新年是一種落後的行為。似乎過年就是愚昧,不過年就是高尚一般。書中寫道:“每屆廢歷歲聿雲暮,臘鼓摧殘的時候,家家戶戶都忙個不的辦‘年貨’:有錢固興高彩烈,無的也勉為湊趣,什麼爆谷,麵粉,黃糖等等,一方面求過於供,一方面應接不暇;熙來攘往,絡繹於途,以有用之金錢,作無謂之消耗,即令羅掘俱窮,當衫當褲,也要求‘顧住體面’?做到‘年晚煎堆,人有我有’。這種無意識的舉動,真是愚不可及。”
  但是,國民黨的精英卻低估了舊曆所依賴的深厚土壤。即使用了非常多的“狠”詞兒,普通大眾依舊我行我素,對被貼上愚不可及的標簽不以為意。最後,政府承認廢除舊曆的改革運動完全沒有起到效果。1934年,民國政府發佈通知:“對於舊曆年關,除公務機關,民間習俗不宜過於干涉。”
  先是用行政手段強壓,再是以道德話語批判,就是改變不了那些統治者眼中的“陋習”。可見民間傳統的力量實在強大。或者說,“過年”之所以能延續到今天,中國的億萬老百姓,都是大功臣!  (原標題:禁止“過年”的那些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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